國外勞動力市場現狀精選(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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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國外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
關鍵詞：農村，就業，剩余勞動力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人口的70%是農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一些沿海的大中城市都成為了國際的大都市。但是從客觀上講，中國的農村還很貧困，農民收入水平普遍偏低。而農民收入低的核心就是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由于我國經濟是從計劃經濟時展過來的，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也是在這個階段逐漸發育起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城鄉分割至今仍然深刻地影響著我國的勞動力市場。這已成為了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阻礙，同時也制約了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
從目前來看，最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就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而勞動力市場的兩方，需求方和供給方就是解決問題的切入點。同時勞動力市場的運作機制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因此本文從這三個方面提出建議。
1. 勞動力需求
1.1農業內部轉移
由于農業人口基數大，以及我國現在各地的發展狀況，是無法一下子把所有的剩余勞動力轉出農業部門，流向非農部門的。同時，我國的農業產業科技含量較低，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可以大力挖掘農業產業的潛力，增加就業，提高勞動生產率，不但可以大大緩減偽裝失業，還可以吸納一部分返鄉的勞動力。讓農民“不離土不離鄉”。。
1.1.1 引進先進科學技術，提高土地資源利用率
我國的農業還屬于傳統的農業，機械化程度低。在國外，農產品的科技含量已占到60%-80%，而我們現在還不到40%。因此我們應該對農業進行全方位的開發，如農村大棚技術的應用，反季節蔬菜等，使農民一年四季在土地上都可以有所收獲，既能夠提高收入，又能夠安置更多的勞動力，使農業部門更加有效地利用資源。同時，應該開墾宜農荒地及其他資源，對目前尚待開墾的宜農荒地、宜林荒山、荒坡等資源進行綜合性開發建設，可吸收大量農業勞動力，并且提高復種指數。我國目前的耕地復種指數為 152％， 如能提高到159%， 可增加耕種面積 0.104 億公頃， 可多使用勞動力 1000多萬人。
1.1.2 積極推進農業產業化，發展農業第二、三產業
農業產業化通過延長農業產業鏈，可以使農業各個環節上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解決農業長期存在的分散經營的問題，提高農業的組織化程度，增強抵御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的能力。同時推動農業產業化，可以打通農業各個再生產環節的聯系，提高農業發展的效益，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例如可以積極發展種苗培育，加工運輸等專業化部門，實現農業向產中深化和向產前、產后延伸,擴大農村勞動力就業空間。
1.1.3 加大農業投資，增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
在擴大勞動力需求方面，政府應當積極發揮作用，引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田和水利建設，如利用農閑季節,加強以防汛抗旱為中心的水利建設和控制水土流失為中心的農田建設,可以緩解農村季節性剩余勞動力的壓力。同時針對我國環境破壞的現狀，應加大國土整治力度，積極推進退耕還林，防風固沙的戰略，而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又不需要復雜的技術，既可為農村勞動力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同時保證了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同時改善投資環境，培育各種大中型批發市場，提供交通便利，促進農村經濟的蓬勃發展。
1.2 向外轉移
如果說農業內部轉移是提高產業生產效率而增加就業，那么向外轉移就是促使勞動力向生產率較高的產業主動轉移流動。主要表現為向小城鎮轉移，向大、中發達城市轉移以及向國外輸出勞務。
1.2.1 大力發展小城鎮，扶持鄉鎮企業，促進城市化進程
由于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受到限制，迫使農民尋找新的就業門路，因而造就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為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做出了重大的貢獻。而進入90年代以后，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大大減弱，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鄉鎮企業與城市工業的同構性導致了鄉鎮企業的競爭弱勢，另一方面一部分鄉鎮企業為了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加快了技術進步，減少了對勞動力的需求。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鄉鎮企業是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最重要的途徑，因此還要繼續發展和扶持鄉鎮企業的發展。
1.2.2 向大中型城市轉移，促進城市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中型城市經濟較為發達，各種基礎設施完善，因此許多農民選擇流往大中型發達城市，希望能夠增加收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同時，城市中的第三產業較為發達，大部分為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勞動力需求大，也有利于農村勞動力的就業。但是在我國建國初期由于歷史條件的因素，實行了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和就業制度，嚴格地限制了由農村向城市的流動。雖然從2000年以后國家政策取消了對農民進城就業的種種不合理限制，促進勞動力的公平流動，但在執行過程中，由于制度的慣性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需要，仍然存在著許多對農民進城和進城后的各種歧視現象。。如戶籍障礙，社會保障歧視，教育和就業制度歧視等方面，因此在積極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大中型城市轉移的過程中，應當注重解決這些阻礙勞動力順利流動的因素。一方面，應深化制度革新，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消除各種制度上的歧視，促進勞動力的徹底轉移。另一方面，應積極發展第三產業，創造第三產業對農村勞動力的需求。
1.2.3利用我國勞動力優勢，積極向國外輸出勞務
向國外輸出勞務,也是轉移剩余勞動力比較有效的手段，同時可以緩解國內的就業問題，將問題外移。目前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都存在的一個問題是勞動力短缺并且勞動力成本高，因此國外對于廉價勞動力有著十分旺盛的需求。目前，我國勞務輸出不僅落后于發達國家， 而且落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我國勞動力資源是世界勞動力資源的20％，而勞務輸出僅占世界勞務輸出總量的3％左右，兩者極不相稱。有關資料表明，目前中東地區有上千億美元的巨大勞務市場，俄羅斯開發遠東地區也需要從國外輸入幾百萬勞動力。因此，向國際市場輸出勞動力的潛力是相當大的。政府和有關部門應放寬政策，開辟多種渠道，積極開拓國際勞務市場。
2． 勞動力供給
2.1 控制農村人口增長，降低農村勞動力供給數量。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不斷增長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農村人口的過度增長。而這主要是農民生育觀念落后和農村社會保障不完善所致。因此政府要加強宣傳教育，轉變觀念，盡快建立覆蓋廣大農村的社會保障措施，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加強農村流動人口管理，控制人口增長，降低農村勞動力供給數量。從根本上緩解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壓力。
2.2 發展農村基礎教育事業，加大農村職業教育和培訓力度，提高農村勞動力供給素質。
在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過程中，勞動者的素質不高成為了他們流向高生產率部門的一個非常大的障礙。通過大力發展教育，提高勞動者素質，使他們具有更強的適應經濟變化的能力，是農村勞動力長期持續就業的關鍵。同時，產業結構的調整對于勞動者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通過人力資本上的投資，增加勞動力價值，可以提高農村勞動力選擇的能力。。一方面，保證農村勞動力的義務教育年限，有條件的話還可以延長勞動力受教育年限,減少無效供給。另一方面，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和各種類型的非義務教育。要進一步開拓教育市場，在大力發展高等教育的同時，積極鼓勵社會力量辦學，發展各種類型的非義務教育，使我國高等教育由精英型轉向大眾化。
3． 勞動力市場
除了從勞動力供給和需求方入手解決農村勞動力問題，我國還必須重視作為配置勞動力的市場的完善，加速勞動力市場的培育,建立統一、開放、有序、競爭的勞動力市場。
3.1 要大力發展勞動服務中介組織,并成立受政府保護的維護城市農民工的民間組織，作為溝通、銜接剩余勞動力的新的就業崗位的橋梁，使得農村勞動力可以獲得充分及時的信息，降低尋訪成本和流動的盲目性，提高勞動力流動的效率。同時可以形成一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提高競爭力，更好地實現勞動力的優化配置
3.2 強化對勞動力市場的監督管理,通過建立和健全市場規則與管理制度,加強立法和執法力度,保障勞動力市場的高效有序運轉。并且能夠切實地保護農村勞動力的合法權益，保障勞動力市場健康、全面地發展。
4．結束語
在我國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農民作為中國最龐大的一個群體，卻無法很好地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收益，反而被城市所排斥。對比城市的繁華，鄉村里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們和在城市的車流中盲目穿梭的農民工仍然只是與富裕無緣。社會中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已經成為了阻礙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因此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立足于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面對農村勞動力就業困難問題，關鍵就在于如何將剩余勞動力進行轉移，如何保持轉移的渠道暢通無阻。在我國現階段經濟的發展情況下，不僅要通過提升農業部門的競爭力來吸納剩余勞動力，還要積極促進勞動力的轉移，實現農村的城市化進程。在強調市場調節的同時，還應該重視政府的宏觀調控功能，減少市場失靈，兩者順暢地結合起來，從而促進農村勞動力的優化配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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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國外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
【關鍵詞】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ALMPs);治理失業
一、ALMPs的提出
在本世紀六十后代,西歐洲國家的失業率極低,勞動力普遍短缺。為了防止因勞動力短缺而引發工資過快增長的現象蔓延,西歐一些國家開始制定和實施旨在增加就業人數的勞動力市場政策。這種政策當時被命名為“積極的人力政策”(Active Manpower Policies),它通過提高勞動力參與率,增加國家間、地區間和行業間的勞動力流動等方式來達到增加就業人數的目的。
到了七十年代,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受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歐洲的就業狀況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勞動力普遍短缺現象逐步被嚴重的結構性失業現象所取代。但原先實施的“積極的人力政策”中被實踐證明是有效增加就業人數的部分政策,比如提供免費公共就業服務、對外來勞動力和非熟練工進行培訓,以提高其技能和就業能力等措施,便得以保留了下來,但被賦予和增加了許多新的內容,比如設法增加就業崗位,,改革傳統的失業保險制度,實施創業就業計劃和實行鼓勵就業補貼措施等,以解決大規模的失業問題。這種被充實了的“積極的人力政策”就是后來得到廣泛認同、推廣和應用的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就內涵而言,“積極”意味著為勞動者創造條件,促進其就業;而“消極”的主要意思是在周期性變化中,用救濟等辦法在經濟蕭條時暫時將失業者“養”起來。
而ALMPS的定義卻是由國際勞工組織(ILO)做出的,即:“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是指政府為追求公平和(或)效率,有目的、有選擇性的干預。政府可以采取間接或直接的措施為那些在就業市場上處于劣勢的人提供工作或提升他們的就業能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還列出了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應包含的政策支出范圍:(l)公共就業服務和管理;(2)為所有失業或就業的成年人提供就業培訓;(3)針對年輕人的措施;(4)就業津貼(例如:工資補貼或直接創造就業機會);(5)針對殘疾人的政策網。
二、當今國內外關于ALMPs在治理失業中的作用的研究回顧
1.如今,關于失業治理的討論焦點已從是否支持政府干預,轉移到通過什么政策和方式來解決失業問題。關于ALMPs在治理失業過程中是否有效,對各項政策的效果進行比較等問題的研究已經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很多研究證實了ALMPs是治理失業的有效措施,并對ALMPs的各項政策的效果進行了比較,得出了較具借鑒意義的結論。如Michael etc.(2006)應用空間回歸模型分析了ALMPs在德國的實施情況,他得出了一個重要的結論,就是政策的參與者對非參與者有巨大的替代效應。Bellmann,L和Jackman,R(1996)應用20世紀90年代七個工業化國家的面板數據的分析結果顯示,在ALMPs中,直接的工資補貼和創造就業機會是最有效的。但從預算的角度看,ALMPs是否具有成本效益還不確定。Kluve和Schmidt(2002)通過對過去三十年的研究發現,培訓和求職協助是比較有效的,但年輕失業者很難被援助。Boone和Van Ours(2004)應用了20個OECD國家的1985-1999年間的數據對不同ALMPs種類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培訓政策是降低失業的最有用的手段,公共就業服務也有一些作用,但補償性工作機會則是完全無效的。Martin和Grubb(2001)得出的結論卻有些不同,他們認為在一些OECD國家里,對私人雇主的補貼政策比培訓和直接創造就業機會等政策要有效得多。sianesi(2007)[23];Carling(2004)[19]等學者也同樣比較了ALMPs的實施效果。此外,還有很多專家學者將視角集中于個別ALMPs對治理失業的作用的研究,或者ALMPs對降低特定人群的失業的作用,例如Kye Woo Lee(2006);Annette Bergemann(2006)。然而一些學者卻持不同的意見。如Tito and Michael(1996)應用大量來自捷克各行政區的季度面板數據來分析ALMPS對工作搜尋過程的影響,他們發現ALMPs支出的效果雖然在統計上是顯著的,但效果甚微。Lars Calmfors and Per Skedinger(1995)建立了一個理論分析框架來研究不同政策的就業效應,以及它們對特定目標群的影響。Antlers Forsiund(1994)對之前的文獻的回顧發現,在瑞典培訓政策對于工資和再就業的可能性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但是由于樣本量太小,很難作出精確的判斷。
2.比較而言,國內在該領域上的研究尚不多見,這與我國的現狀有較大關系。我國勞動力市場建立較晚,相關的統計數據更是僵乏,因而大多數現存的研究都是通過分析我國國情,提出我國該如何建立ALMPS,很少涉及關于各種政策的實施效果。如楊宜勇(2007)指出我國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的目標人群具有排他性,且對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的資金投入力度不夠。毛盛勇(2005)根據我國的勞動力市場的二元結構特點來分析就業政策,提出政府不能過多地干預勞動力市場的正常運作,要加大對非主流市場就業人員的技能培訓等建議。陳先運(2004)提出應抓好市場服務機構建設,大力發展各級各類職業介紹機構和人才交流中心,并著力健全全國統一的信息工作程序、制度,及傳輸、交流系統,使之迅速形成部門分工協作、城鄉縱橫相連的勞動力供需信息網絡。
還有學者通過國際間的政策比較,對我國進一步完善ALMPs提出一些建議,如劉杰(2007)建議我國應進一步提高勞動者對市場化就業的適應能力等等。張車偉(2007)建議我國要不斷完善勞動力市場法規和政策體系,增強普惠性 。趙祖平(2005)認為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體制中的三方機制,是社會伙伴發揮影響的重要途徑之一。張騰(2003)認為我國應在信息的引導下,完善勞動力市場的自我調節功能,并要大力提倡自主就業,其次應建立勞動預備制度,來延緩勞動力進入就業崗位的時間并提高勞動力的就業素質。趙湘懷等人(2002)提出我國應借鑒美國的ALMPs,加強培訓與繼續教育,促進勞動力有序流動,變消極的“單純輸血”為“以工代賒”等建議。
通過以上對近年來研究ALMPs在治理失業中的作用的成果進行總結后,可以發現,國外學者對于ALMPS效果并未達成較為一致的見解,結論也存在差異。可見,研究方法或者研究地域會影響所得到的結論。因而,關于我國的ALMPs在治理失業中的作用的研究,一定要結合我國的國情和特色,不能照搬西方結論來指導我國的實踐。遺憾的是,目前我國關于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在治理失業中的作用的實證研究并不多見。
三、OECD國家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的組織模式
OECD國家的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的運行體系是有明顯的區別的。其中9個國家(奧地利、加拿大、德國、希臘、意大利、日本、盧森堡、挪威、西班牙)設立了完全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服務體系,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如職業介紹、培訓,以及就業計劃)和被動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如失業救濟管理)都由同一系統負責執行。另外8個國家(比利時、丹麥、芬蘭、愛爾蘭、荷蘭、葡萄牙、瑞典、瑞士)設立了半統一的體制,國家重要的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計劃由單設的勞動力市場服務機構負責。在其他4個國家(澳大利亞、法國、英國、美國),積極的政策計劃由兩個或更多的機構分別負責。
幾乎有一半的國家(21個國家中的10個),或者說有5個設立了完全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服務體系的國家和4個設立了半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服務體系的國家按照三方的原則設立了獨立的管理機構,在實行分散管理的法國,其職業介紹機構的構成也是如此。但是,近年來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瑞典和英國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放棄了三方機制,與此同時,奧地利和荷蘭卻首次建立了準獨立的三方性的就業服務體系。
社會伙伴除了在這些國家統一的三方機構中發揮作用以外,法國和荷蘭的社會伙伴以及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挪威除外)的工會還負責管理失業救濟工作。另外,近些年來有些國家為了刺激勞動力市場發展,還委托一些私營機構負責失業救濟工作,并日益把失業救濟與尋找工作的有關規定聯系起來,這相當于被動政策中的積極因素,從而推動了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的發展。而這些做法又使這些國家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的實施結構更加復雜化了(如法國、荷蘭和比利時就是如此)。
在OECD國家中,德國代表了具有完全統一的、既負責實施積極政策又負責實施消極政策的勞動力市場服務體系的國家的典型,荷蘭是具有半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服務體系的國家,其中包括負責積極措施管理的三方的勞動力市場服務體系和負責被動政策管理的兩方的行業性的失業保險基金。在設立分散管理體系的法國,被動的福利政策是由一個單獨的機構――由兩方組成的國家工商業就業聯盟(UNIDEC,下同)負責的,積極措施的實施則是由勞工部中的各部門分別負責的,如公共就業辦公室(ANPE,下同)、成人職業教育協會(AFPA,下同)和國家培訓局;ANPE和AFPA的機構是由三方構成的。在英國,原來的三方性的勞動力市場管理機構――人力服務委員會(MSC,下同)已于80年代末被取消,積極的措施由就業服務局和私營的培訓與就業委員會(TEC,下同)分別負責,理事會負責勞動力市場培訓和除職業介紹以外的大部分積極計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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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國外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
關鍵詞：政府；就業；失業
1.研究背景
我國是世界上人口和勞動力最多的國家，所以我國的就業問題是與眾不同的。我國正處在經濟體制和社會結構改革的特殊時期，社會矛盾交錯復雜，就業問題逐漸顯現。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轉型的深入，我國政府在實踐的基礎上不斷的出臺促進就業的政策。十六大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國家實行促進就業的長期戰略和政策”。“十一五”期間，頒布實施了《就業促進法》。“十二五”規劃中，第一次提出了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因此，在當前的國內外大環境下，對就業問題的研究顯得更有現實意義。
就業問題，是伴隨著雇傭勞動而產生的社會經濟現象。隨著時代的進步，學者們對于就業問題的認識也不斷深入，由最初的認同市場決定就業到意識到政府宏觀調控、促進就業。
1.1 國外研究現狀
1.1.1市場供求決定論的階段
工業革命后期，西方經濟學家普遍認同：在競爭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勞動力會在市場自發調節下實現完全就業。
1.1.2政府對就業的促進作用階段
（1）非自愿失業理論――政府促進就業的起源
1936年，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理論》一書中否定了市場價格機制會自動調節經濟實現充分就業均衡。他認為：有效需求不足是失業的根本原因。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存在三種失業方式，即“自愿失業”，“摩擦性失業”和“非自愿失業”。
（2）結構性失業理論
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否定了就業率與通過膨脹成正比的觀點。大量的學者意識到凱恩斯理論的不足，并提出了由于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不匹配而造成的結構性失業。
1.2國內研究現狀
1.2.1失業與其治理
國內學者研究中國就業問題主要是從兩方面展開，一是從勞動力的供給角度，探尋勞動力在數量、質量、結構等方面的供求平衡；二是探討勞動力市場的調節功能。
1.2.2就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許多學者在這一問題上又有不同的認識，他們探討的角度往往是從宏觀和中觀出發，分析某一宏觀經濟活動對就業的影響。還有一些學者也從產業結構調整的角度作了一些研究。提出了調整經濟戰略、完善勞動力市場、建立多渠道多層次的就業培訓機制等促進就業的方法。
2.問題分析
我國就業狀況，是結構性和年齡性失業與勞動力轉移交錯影響的局面。具體特征如下：
1、勞動力數量基數大
2、農村剩余勞動力多
3、難就業人數巨大
4、就業結構失調
所謂政府促進就業，指政府通過其政治職能、經濟職能、法律職能，依法科學制定相關方針政策處理就業問題，宏觀調控各項資源，使其實現最優配置，增加就業機會，保障就業權益，從全局和整體出發，科學、平衡、長遠的促進就業。
3.對策建議
通過國內外研究現狀的和問題原因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幾點關于政府促進就業的建議。
3.1改進就業服務
3.1.1就業服務的指導思想
（1）.促進就業服務要立足于社會
就業具有社會性。我國目前正面對嚴峻的失業、就業、再就業問題，勞動力總量大和結構性失調并存的現狀，政府的就業服務部門應當發揮其作用，有力有效的促進就業。
（2）.促進就業服務要立足于經濟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實現就業必須立足于經濟。政府既要立足于社會經濟發展和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又要立足于勞動力市場機制的培育，還要立足于切實發揮市場的作用。
（3）.促進就業服務要立足于人
政府應該保障勞動者的基本勞動權和就業權，為勞動者創造更好的就業環境。
（4）.促進就業服務要立足于科學
政府在制定就業服務相關方針政策時，要通過科學的分析實踐經驗，從而做到真正意義上的提高就業服務。
3.1.2完善就業服務體系
（1）、探索建立依托社會組織（NGO）實施就業培訓的補充機制
學習國外先進的就業培訓經驗，結合本國國情，針對特殊的就業問題，專業性、長期性、跟蹤性的對勞動者進行符合職業要求的就業培訓。
（2）、探索建立就業資訊傳播機制
就業是雙向的，不僅是勞動者在尋找工作的機會，也是招聘單位尋找符合職位要求的勞動者的機會。政府應當建立就業資訊服務機構，針對就業雙方的要求給予相應的就業資訊，有助于勞動者找到合適的崗位，也大大降低了因不符合職位要求而失業的概率。
3.2強化就業與失業的統計
3.2.2加強失業風險監測
“風險”是某一特定危險情況發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組合。失業風險是指失業累積到一定水平、可能引發多方面不良后果或危害的可能性，并不僅僅是指可能出現的“剛剛出現的可能性”。而當前關鍵任務是在解決不同的就業需求的同時，防范失業所帶來的各種社會風險，且將失業率有效的控制起來。
3.3建立保障就業的社會安全網
1、全面實行失業保險制度
對于就業者而言，失業風險是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繳納的失業保險金能巧妙的避免在失業降臨時收入來源枯竭的風險。
2、實現社會保險的全面覆蓋
社會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核心內容，其項目分別設為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
3、建設全方位的社會保障制度
全面貫徹和落實各項就業與再就業政策，切實加強對就業困難群眾的扶持力度，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第4篇：國外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
關鍵詞：吉林省；剩余勞動力；轉移
中圖分類號：D267.2 文獻標識碼：A
一 吉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意義
1 有效地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促進了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和農村經濟的發展
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民帶回了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帶回了城市文明的生活方式、消費觀念、思維方式，還帶回了新的財路，必將使更多的農民脫貧致富，為吉林省農村小康社會的到來創造條件。外流勞動力增加的收入，不僅提高了農民的消費水平，增加了農村社會購買力，而且把部分收入用于發展農村經濟。同時，農村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又為農村非農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人力保障。
2 為農民素質的提高開拓了新的空間
出村打拼的農民在外面經過風雨，見過世面、見多識廣、思維活躍等，都使他們的素質大大提高。通過他們，把現代物質文明帶到廣大農村的同時，更把現代精神文明的火種撒播到廣闊的天地。
3 為城市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加快城市經濟的發展
近些年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流入城市，填補了城市某些行業勞動力的短缺，支持了城市建設，沒有打工者的參與，城市經濟不可能以奇跡般的速度發展。
4 推進了我國農村城市化進程
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轉移，從貧困地區向發達地區轉移，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農村勞動力在第一產業中所占比重逐漸下降，而在第一、二產業中的比重逐漸上升，使得農村勞動力在各產業中的分配逐漸趨于穩定，結構逐步趨向合理，逐漸加速了農村現代化的進程。
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與農村經濟的發展兩者存在著極為緊密的聯系，它們相互作用、相互促進，推動了農村的不斷變革和社會進步。
二 吉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現狀的分析
吉林省是農業大省，一直以來都是我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之一。吉林省現有農村人口1 440.1 萬，占全省人口的比重為 55％，農村就業勞動力為 670.9 萬，占全部從業人員的比重為 56％。
吉林省現有耕地 8300 萬畝，按照勞動力合理負擔耕地水平測算,大約需要 200 萬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占整個農村勞動力的 30.5%。現有220萬已初步實現轉移就業，還有近240萬的農村富余勞動力仍然滯留在農村。根據吉林省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隊所調查的數據，可看到吉林省勞動力流動具有以下特點：
吉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特點
1 吉林省農村勞動力外出從業人員以男性及青壯年為主
吉林省農村勞動力外出從業人員以男性及青壯年為主。男性占全部外出從業人員的68.3％，為女性的2倍。在外出人員中，15－20 歲年齡組所占比重為 13％，20－30 歲年齡組所占比重為 42.2％，30－40 歲年齡組所占比重為 24.3％，40－50 歲年齡組為 13.7％，50 歲以上為 6.8％。
2 勞動力外出從業地點在省內的占絕大多數，流動半徑小
勞動力外出從業地點在省內的占絕大多數，流動半徑小。勞動力流動到省內就業的占70.6％，到國外就業的僅占 5.8％，到其它省份的占 23.6％。
3 吉林省農村勞動力流向依然集中在四大傳統行業
吉林省農村勞動力流向依然集中在四大傳統行業。其中，建筑業占24％，住宿和餐飲業占18％，居民服務和其它服務業占 15％，制造業12%。此外，其它行業為包括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郵電業，采礦業，農林牧漁業合占31％。
（二）吉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制約因素
近年來吉林省各級政府一直以來認真貫徹中央精神，高度重視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工作的開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通過從吉林省統計年鑒經過整理得到的數據，可以明顯看到吉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仍存在著一定的制約因素：
1 流動速度慢、流動半徑小
吉林省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速度仍然較慢，總體水平和輸出層次仍較低。以及受傳統思想觀念和對外省勞務用工信息不靈影響，大部分勞動力仍是在省內尋找就業機會，表現出流動半徑小的明顯特征。吉林省農村勞動力人口思想意識有待提高，急需打破“地域”觀念和不愿意“背井離鄉”的思想。
2 技術含量低，擇業機會少
由于受傳統生產方式的影響，吉林省農村勞動力以糧為本的觀念根深蒂固。吉林省農村勞動力人口普遍文化素質不高，勞動力基本以初中以下學歷水平為主體，且大都沒有經過系統的技能培訓，即使能夠“走出去”，卻仍停留在第二產業的簡單體能勞動層面上，不能從事技術含量較高的工作。
3 勞動力市場不規范，轉移存在盲目性和分散性
農村勞動力市場發展長期處于停滯狀態，使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主要以自發轉移的方式進行。自發轉移出去的農民工，由于獲取信息的渠道窄，他們的轉移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分散性。農村剩余勞動力人口轉移的組織性、組織構架有待進一步完善，要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競爭有序的人力資源市場體系。
4 農民工合法權益難以保障
由于農民工外出比較分散缺乏組織，游離于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之外，農民工自身法律意識不強，致使自身權益難以得到保障。吉林省還缺乏較為完善的輸出地與輸入地協調配合的維權體系，還沒有建立覆蓋面廣、多層次、多形式的社會保障體系。
三 吉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對策
吉林省農村經濟總量小，發展速度慢，影響了勞動力就地轉移。勞動力就地轉移應該是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最佳途徑之一。加快吉林省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到很多方面，根據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理論、考慮到吉林省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現狀、針對轉移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以及障礙因素等必須采取綜合對策和措施。主要如下：
（一） 繼續實施“就地轉移”的政策
1 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增加農產品的勞動含量
從深度和廣度上開發農業，進一步挖掘農業內部就業潛力。引導和組織農村勞動力進行農業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開發，最大限度地實現農業內部充分就業。加大科技含量和推廣精耕細作，提高農產品質量、提高產量、增加收入的潛力還很大[16]，吉林省人均耕地面積多的優勢就會成為吸納勞動力和促進農民增收的主要動力。
2 鼓勵和扶持農戶發展二、三產業
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拓展農業內部就業空間。我們要緊緊抓住當前農產品供應總量較充足的有利時機，促進農業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在確保農業生產技術不斷提高的前提下，實現農業生產由耕地密集型產品向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轉變。
（二）加快實施“異地轉移”戰略
抓緊抓好勞務輸出工作，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大中城市的流動。加大政府的組織引導力度。各級政府應設立專門的農村勞務輸出機構，建立職業培訓、勞動力供求信息傳遞網絡，增加投入，提高勞動力供求信息傳輸自動化水平，從組織上保障勞務輸出的及時性、有序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從而有組織的擴大向外輸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規模。勞務輸出機構，重在廣泛協調聯系，多方位建立勞務輸出基地。強化培訓，全面實行“先培訓，后就業”。對農民培訓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提高就業能力和就業率為目標，加強對農民的技能培訓，以培訓促輸出。
（三）構造城鄉統一的就業市場
勞動力市場是生產要素市場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按照市場運行規律對勞動力資源進行配置和調節的一種機制。堅持貫徹自由雇傭制度，促進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和公平競爭，是從制度上保證勞動力市場有效運行的根本途徑。建立城鄉統一開放的勞動力大市場，結合目前的新情況，應著重以下工作:
第5篇：國外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
出現農村剩余勞動力是社會現代化、生產商品化的發展結果，就全球范圍的發展情況來看，很多國家都存在數量不同的剩余勞動力。改革開放前，國家運用制度、政策從不同方面對農村勞動力的流動進行限制，在那一時期內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屬于停滯狀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國家制定各種引導和鼓勵勞動力流動的措施，例如戶籍制度改革、允許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工作，解決其女子入學問題和配偶工作問題等，各種措施為人口轉移提供有利條件，進而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速度。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國只有200多萬農民工，2003年，我國農村外出打工人員已經超過1.139億，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3.2％，而且以每年300萬的速度不斷遞增。如果根據國家確定的到2020年，我國城鎮化建設率要達到56％的目標，未來每年還會有超過1300萬農村人走進城鎮，在非農產業中工作并逐漸成為工人階級。我國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規模較大、速度較快，是一般國家難以比擬的。在建設發展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的現階段，我們在認識并了解嚴峻現實的同時，一定要針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問題尋找到行之有效的策略。另外也要看到，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是我國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
二、健康城鎮化建設背景下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的原因
（一）城鄉二元結構沒有得到根本改善
改革開放前運行的計劃經濟造成城鄉二元結構，這嚴重影響了健康城鎮化發展的進程。改革開放后，我國打破人口流動的限制，一些地區對城鎮的戶籍制度進行改革，健康城鎮化得到快速發展。但是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善，健康城鎮化對轉移剩余勞動力的促進作用還比較有限，自由轉移勞動力還存在歧視和障礙。首先表現在戶籍制度設置的障礙。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具有身份壁壘，難以和城市勞動者進行平等的競爭，也不能享受就業保險制度和醫療保險制度，子女上學和城鎮安居等問題阻礙了發展城鎮化和轉移勞動力。其次表現在土地制度帶來的制約。現在比較落后的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和土地制度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動起到阻礙的作用。農民在城市得不到社會保障，而土地就是他們的保障，他們一方面希望在城市打工，一方面又不想失去土地。
（二）健康城鎮化的發展水平較差
城鎮化發展水平越高，轉移農村勞動力的機會越多。我國建設城鎮化的速度低于經濟發展的速度，表現在：首先城鎮規模比較小。只有城鎮人口具有一定規模時，城鎮才能發揮出聚集效應，才能夠配備齊全的文化、服務和商業設施，發展成地區中心，才能夠吸引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而現在，我國除了東部沿海地區的健康城鎮化具有較大規模外，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規模都比較小。其次，城鎮分散、發展質量較低。大部分城鎮交通情況差、建設水平低、管理落后、市場混亂、環境污染、治安差等問題，造成商業服務、科學教育、政治文化配套設施陳舊、落后，削弱聚集功能和效應，降低對農村和鄉鎮企業剩余勞動力的吸引力。最后產業結構缺乏合理性。大部分城鎮沒有產業支撐，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比重較小，經濟效益差，缺少吸引并轉移剩余勞動力的能力。
（三）勞動力市場機制不完善
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和需求必須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機制予以調節。現在我國因為沒有成熟、完善的農村勞動力市場，造成勞動力在區域和城市間的供需出現脫節、信息閉塞等問題。特別是金融危機以后，我國資金密集型和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出現較為嚴重的“用工荒”。另外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找不到工作。同時出現這兩種現象體現出勞動力市場信息不暢和制度不完善。長時間以來，我國轉移勞動力的主要方式是“鄰帶鄰”“親幫親”。有關調查表明，農民工85％以上的就業信息來自于朋友、親屬的介紹，另外就是靠自己在勞動力市場等到工作。轉移勞動力缺乏必要的協調、組織和信息。
（四）農村勞動力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能有待加強
不論是發展健康城鎮化，還是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都需要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綜合素質。現在阻礙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和轉移的重點在于勞動力的整體水平較差。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外出打工的農村人員中，具有高中文化占24％，初中文化占51％，小學文化的占22％，其余的占3％。另外我國農村勞動中進行過中等職業培訓的占0.13％，經過初級職業教育或培訓的占3.4％，經過短期培訓的占20％，沒有經過培訓的占76.4％。兩組數據證明，現在農村剩余勞動力文化素質和專業技術能力都比較差，難以符合產業調整結構和優化升級的要求。
三、健康城鎮化建設背景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策略
（一）強化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改革，消除城鄉二元結構
首先改革戶籍制度，平等城鄉居民的地位。近些年，部分城市降低農民工入城的條件，構建起保障政策，但執行力度較差。國家應該全面改革戶籍制度，建設規范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讓農民工和其子女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其次改革土地制度，健全土地流轉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通過轉讓土地使用權讓農民擺脫對土地的依賴性，使其進入城鎮推動健康城鎮化的進程。改革的就是完善和加強農村土地流轉的相關政策。改革的重點是建立健全城鄉保障機制，讓所有成員都享受到社會和政府的基本保障。
（二）增強健康城鎮化發展水平，提高城鎮擴散和聚集的效應
提高城鎮化水平能夠增強信息、技術、物流、資本等擴散和聚焦的效應，吸引投資，增加就業機會，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強化健康城鎮化水平，要建立健全以下幾點：首先實現健康城鎮化要健全產業結構，促進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現在我國進入經濟發展的產業調整期，特別是金融危機后，東部城市優化產業結構，很多資金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企業進入內地，中西部地區要抓住機遇，完善產業結構，并提高健康化城鎮的發展水平，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另外改善城鎮環境，提高群眾生活環境。只有同時改善城鎮的硬環境和軟環境，才能吸引投資，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最后健全城鎮企業融資渠道。現在健康城鎮化建設和發展過程中，融資困難是最主要的障礙。所以政府不但要改革城鎮和農村金融服務機制，擴寬鄉鎮企業的融資渠道，體現出發展的規模效應，也要運用市場調控機制，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的投資活動，建立起以政府投資為主體，多元化建設和投資的機制。
（三）對勞務市場存在的中介組織進行規范，健全市場機制
完善勞動力市場是建設城鎮化和轉移勞動力的重要方式。首先，要打破就業壁壘，讓城鄉勞動力在就業方面得到平等的待遇。構建起企業用工和勞動力擇業的市場化、自由化就業體制，另外改革社會保障制度、福利體制和就業用工體系，讓所有勞動力之間實現平等就業。其次，構建起勞動力就業和轉移信息服務機制。制定和完善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就業信息的政策性文件，構建起多層次、多渠道的勞動力就業信息的中介和網絡組織。提高勞務輸入地、輸出地的配合和銜接，形成全國勞動力市場。最后提高勞動力市場制度和法律法規的執行和建設力度，保護農村勞動力的合法權益。我國根據保護農民工權益的相關問題制定并實施一系列的法律法規。2003年就實施了1號、78號、79號文件。2005年中央1號文件將農民工納入到產業工人的行列中。由此可見，國家高度重視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工作。在文件的基礎上，完善勞動力市場體系、健全勞動力就業信息和服務機制、認真執行和勞動力就業市場有直接關系的政策和法律法規，是完成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有序轉移的保障。
（四）增強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文化和綜合素質，使其符合健康城鎮化建設和農民就業的需要
為了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素質，需要各級政府加強投入，重視對農村勞動力的培訓和教育。首先提高基礎教育的投入，保證九年義務教育的順利完成，重視高中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條件好的地區還要逐漸推行高中教育和中職教育。其次、要重視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文化教育和技術培訓。政府要和社會培訓機構、職業學校開展深入的合作，每年都要根據農村勞動力的特點制定培訓計劃，并逐漸形成制度。第三、構建起以培訓技能為主，培訓素質為輔的培訓機制，降低健康城鎮化建設時出現的農村勞動力供應和勞動市場需求之間的失衡問題。最后要保證農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權利，減少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時的心理成本，增強農民工子女的文化素質，提高他們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能力。
四、結語
第6篇：國外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
縣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情況調研
強化管理完善服務
加快勞動力轉移步伐
—某縣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情況調研
要建設惠及十幾億人的全面小康社會，重點和難點在農村。在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農民增收，加速小康社會進程中，加快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推動城鎮化進程是關鍵。
一、加快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是農村發展、農民增收的現實需要
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調整農村就業結構，是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促進農民增收的重要舉措，是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保障，也是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提高城鎮化水平的大戰略。改革開放以來，通過發展鄉鎮企業和跨區域流動就業，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取得了重大進展。目前，農民工已成為我國新一代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富余勞動力跨區域流動就業，既為城鎮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活力，促進了城鎮經濟和社會的繁榮，又開辟了農民增收的新渠道，成為農村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但隨著農業技術進步，鄉鎮企業產業結構調整和體制創新，農業和農村內部對勞動力的需求逐漸減弱，農村富余勞動力問題越來越突出，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同時，也給農村社會治安的穩定埋下了隱患。當前，做好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工作，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農民增收，成為各級政府有關部門刻不容緩的重大任務。
二、我縣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現狀和特點
（一）發展現狀
我縣是一個典型的熱區農業縣，農業和農村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近年來，隨著農村產業結構調整的深化，全縣農村富余勞動力數量增長較快，至20xx年9月，全縣農村富余勞動力達12500人。農村富余勞動力的高速增長，使加快推進農村經濟發展，促進農民增收的任務更加艱巨。縣委政府高度重視，始終把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作為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發展、農民增收的重要環節來抓。通過加大勞務輸出宣傳力度，逐步建立健全勞動力市場，加強信息網絡建設，加大勞動力培訓力度，多方尋找用工信息，加強信息反饋和跟蹤服務等切實有效的措施，使全縣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工作得到了快速發展。
至20xx年9月止，全縣共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6524人（累計數），占全縣剩余勞動力總數的52.2，僅20xx年1至8月，全縣共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3616人，其中，境外3人，省外456人，省內430人，縣內2727人。
（二）主要特點
1、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主要集中于加工業和服務業。從轉移的行業和領域來看，加工業和餐飲、批發零售等服務業成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方向。全縣6524名外出務工人員中，從事加工業和服務業的人員居多數。
2、省內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地區。因受農村富余勞動力素質、就業機會和就業觀念的限制，我縣農村勞動力轉移主要集中于省內。全縣6524名外出務工人員中，在國外實現就業的有7人，占總數的0.1；在省外實現就業的有1652人，占總數的25.3；省內州內實現就業的有4865人，占總人數的74.6。
3、兼業性的短期轉移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方式。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以兼業性的短期轉移為主。農忙務農，農閑外出務工經商，轉移的時間長短因家庭勞動力的多少與外出務工收入的高低密切相關。在縣內務工的人員大多屬于此類。
三、農村勞動力轉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轉移勞動力整體素質不高。隨著國家對教育投入力度的不斷加大，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素質逐步得到了提高，但從整體來看，農村勞動力的素質還很低，與勞務市場的需求不相適應。全縣6524名外出務工人員中，高中、中專以上學歷者有755人，占總數的11.6；初中文化有5069人，占總數的77.7；初中以下學歷者有700人，占總數的10.7。
（二）有組織轉移的勞動力比重不高。目前由于我縣勞動力市場還不完善，中介組織也不夠健全，加上組織引導工作不到位，使得我縣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形式比較單一，通過政府部門、單位及中介機構組織輸出的比重小，經過親朋好友介紹或自主轉移的外出務工人員占有很大比例。特別是在縣內實現就業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大多是自發的、分散轉移，由勞動部門和其他機構組織轉移的人員所占比例不高。
（三）從業結構單一，層次低。從全縣農村外出務工人員所從事的行業看，大部分選擇批發零售等服務業及加工制造。從業結構簡單，就業面狹窄，且層次較低，外出務工人員多集中在以手工操作為主，技能較低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工作量大，工作條件差，報酬低。
（四）農村勞動力轉移工作發展不平衡。受就業觀念和經濟純齙撓跋歟??馗饗繒蚺甯揮嗬投?ψ?乒ぷ鞣⒄共黃膠狻＞?孟嘍月浜蟮納角?繒蚺謇投?ψ?平峽歟??媒戲⒋锏陌憂?繒蚺謇投?ψ?坡?V?004年9月，農村勞動力轉移快的鄉鎮 已達1189人，而轉移慢的鄉鎮只有108人。
四、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原因分析
（一）城鎮化總體水平較低，綜合效益差。城鎮化水平的高低，決定著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進程。受地理環境、社會環境及歷史傳統等多種因素影響，我縣城市規模和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城鎮化水平低，20xx年，全縣城市化水平僅為22.47，低于全州23.82的水平，導致城鎮集聚和輻射功能弱。加之，隨著的深化，城市下崗失業人員增加，使得城鎮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能力減弱，延緩了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步伐。
（二）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減弱。發展鄉鎮企業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也是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重要載體。但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企業競爭日趨激烈，鄉鎮企業進入了結構調整和體制創新的轉折階段，處于“二次創業”的關鍵時期，機制有所弱化，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減弱。
（三）農村勞動力整體素質與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的要求不相適應。全縣5976名農村富余勞動力資源中，高中、中專以上學歷者只有719人，僅占總人數的12；初中學歷者有4946人，占總人數的82.2；初中以下學歷者有311人，占總人數的5.2。受過專業技術培訓，具有專業技術特長的則更少。農村勞動力資源的低素質狀況，與社會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的要求不相適應，使得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領域和轉移面越來越窄，轉移難度加大。
（四）農村勞動力市場和中介組織發展滯后。從目前情況看，由于我縣勞動力轉移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健全，城鄉勞動力的就業渠道不通暢，各種勞動力專業市場和職業中介組織不完善，為農民外出務工服務的信息反饋、中介服務和管理工作薄弱。加之，由于務工信息宣傳傳播方式單一，渠道不暢，農民不知道哪些地方有就業崗位，需要勞動力，對勞動力的素質有何要求等，外出務工還存在一定盲目性。
五、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對策
（一）加快鄉鎮企業個體私營經濟“二次創業”，推動工業化進程，吸納富余勞動力。大力發展非農產業，加速工業化進程，增加更多的就業機會是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的根本途徑。鄉鎮企業個體私營經濟在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按照“兩結合、一提高”的要求，加快鄉鎮企業個體私營經濟“二次創業”步伐，依靠技術進步和體制創新，加大結構調整和改制力度。進一步抓好綠色食品加工園區建設，引導鄉鎮企業個體私營經濟從傳統單一的服務行業中突破出來，轉向創新性、開發性的農產品精深加工、貯藏保鮮、包裝運輸上來，竭力開辟發展的新途徑和新領域。把企業做大做強，吸納更多農村富余勞動力。
（二）加強小城鎮建設，推動城鎮化進程。通過城鎮化的發展帶動產業的發展，促進中小城市規模升級是實現農業現代化和解決農村富余勞動力的根本出路。要充分利用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加大基礎設施投入和省、州把元謀作為次級城市發展的重要機遇，科學布局，合理規劃，逐步建成以縣城為中心，重點城鎮為區域經濟次中心，各具特色的小城鎮建設體系。最大限度發揮城鎮輻射和集聚功能，不斷開辟新的就業領域和崗位，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同時，改革小城鎮戶籍制度，放寬農民遷入小城鎮居住的限制，允許農民自主進城定居，為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城務工創造條件。
（三）培育勞動力市場，加快信息網絡建設。要按照“科學化、規范化、現代化”的目標，堅持“統一規劃、統一標準、網絡互聯、資源共享、分級使用、分步實施”的原則，培育和發展勞動力市場，逐步建立起統一、完備、規范的現代勞動力市場，保證勞動力流動的靈活性，使勞動力資源的配置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要加快縣、鄉兩級信息網絡建設，暢通信息來源渠道。充分發揮外出務工人員點多、面廣、信息渠道寬的優勢，努力建成政府、中介組織和個人相結合的多元化信息渠道網絡。大力發展多種形式的勞動就業中介組織，加強就業信息、咨詢、職業介紹、培訓等在內的社會化的就業服務體系。健全和完善保障就業者權益的法律法規和制度。
（四）加強技能培訓，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整體素質。要根據勞務市場需求變化，開展多層次、多形式、多樣化的職業教育與培訓，突出培訓的針對性和實用性。堅持“市場引導培訓、培訓促進就業”的原則，充分利用縣職業中學、成人技校和各級各類專業技術學校現有資源和設備，以技能培訓為主，相關經濟、法律常識培訓為輔，培養出一大批具有專業技術特長、能適應市場需求的勞動者，不斷提升元謀勞務品牌，增強元謀民工的競爭能力。制定和完善農村教育長遠規劃，從抓好基礎教育入手，落實好農村教育“兩基”工作，提高農村后備勞動力的文化水平和層次，從根本上改變低素質、低層次的格局，使未來的勞動者成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新型勞動者。
第7篇：國外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
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和貝克爾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對人力資本理論進行了系統深刻的論述，認為人力資本表現為人的知識、技能、體力（健康狀況）等方面的綜合，人力資本的積累可以提高人的勞動生產率，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是一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1]基于人力資本理論與教育和就業的關系，國內許多學者開展了人力資本對大學生就業的實證研究。馬莉萍、丁小浩以2003年、2005年、2007年和2009年即將離校的高校畢業生作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高校畢業生所積累的人力資本是高校畢業生在工作找尋中最關鍵的影響因素，與人力資本相關的各個影響因素中，工作能力的高低被認為是影響工作找尋的關鍵因素，學歷和專業的相對重要性程度正在逐漸下降，這說明傳統意義上的“高學歷、高能力”的觀點受到了挑戰，專業對口在當今畢業生的認知中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實際工作能力才是理想工作的“敲門磚”。[2]蘇麗鋒、孟大虎基于2009年大學畢業生抽樣調查數據，從個體差異角度來分析大學生就業問題發現：在提高大學畢業生就業概率方面，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二者都重要，不可或缺；決定大學畢業生起薪水平的因素是人力資本而非社會資本，大學生就業領域中的不公平、不合理現象仍然存在，勞動力的合理配置還不能完全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3]綜合以上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人力資本對大學生就業有著顯著的影響，且影響著大學生的起薪水平，同時在求職過程中，個人的工作能力越來越受重視，在就業過程中不公正、不合理的狀況會抑制人力資本的投資。
二、社會資本與大學生就業
社會資本理論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科爾曼認為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某些行動者的利益部分或全部處于其他行動者的控制之下，行動者為了實現各自的利益，相互進行各種交換，甚至單方轉讓對資源的控制，其結果就形成了持續存在的社會關系，這種持續存在的社會關系，就是通常所說的社會資本。[4]社會資本與大學生就業之間的關系是國內學者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陳成文、譚日輝認為社會資本可以彌補大學畢業生就業信息的不對稱，有助于大學畢業生獲取就業機會。就自主創業的大學畢業生而言，社會資本可以保證創業資金的供給。[5]吳景媛認為社會資本對大學生就業起著很重要的作用，不僅體現在幫助收集、篩選信息方面，而且能夠協助推薦就業，大學生擁有的社會資本的數量和質量決定著就業的層次。[6]黃敬寶基于北京18所高校的調查發現，從2009～2010年，社會資本對大學生就業的總體作用減弱，但仍是正面的，社會資本能促進有些大學生就業，但不利于大學生群體的就業公平。[7]徐俊、年曉萍認為社會資本一方面可以幫助收集、篩選信息，彌補大學畢業生就業信息不對稱，可以幫助大學生推薦就業，有助于降低就業成本，也有助于大學生實現自主創業；但另一方面社會資本也滋長了關系崇拜以及“走后門”現象，破壞了已形成的“雙向選擇、自主擇業”的公平競爭的就業機制。[8]從上述已有研究來看，社會資本對大學生就業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一方面社會資本可以彌補大學畢業生就業信息的不對稱，有助于大學畢業生獲取就業機會；另一方面社會資本又滋長了關系崇拜，不利于就業公平的實現。
三、市場分割理論與大學生就業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起于20世紀60年代。它認為整個勞動力市場可以劃分為性質不同的兩部分：主勞動力市場和次勞動力市場。在主勞動力市場，工作穩定，收入高，工作條件和福利待遇好，個人升遷發展的前景好；而在次勞動力市場，工資低，工作條件差且工作不穩定。[9]在二元經濟體制中，我國體制內勞動力市場與體制外勞動力市場的長期分隔影響了大學生就業的選擇，市場分割對我國大學生就業的影響尤其突出。文東茅根據市場分割理論提出了“工作分層模式”，他認為畢業生失業現象嚴重是由于高校擴大招生規模使得畢業生在主勞動力市場就業機會減少，并且大部分畢業生都不愿到次勞動力市場就業的結果所致。[10]武秀波從勞動力需求和制度角度分析我國大學生就業難的主要原因是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一方面，非正規勞動力市場不規范，不能為求職者提供較好的就業環境和工資待遇，因而大學生不愿到非正規部門就業；另一方面，受正規部門發展所限，正規勞動力市場對大學生的需求增長緩慢，正規部門職位的供給遠遠不能滿足大學生的就業需求。[11]馬莉萍、岳昌君的研究發現：高校畢業生的就業流向在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影響下，存在就業部門、職業與工作起薪等相互隔離的現象，那些未能及時就業的畢業生寧愿暫時失業也希望擠進主要勞動力市場，這也是就業低迷的一個重要原因。[12]從以上文獻可以看出，學者們大都認為勞動力市場分割現象嚴重，市場分割的存在制約了主、次要勞動力分割市場間的流動，同時也限制了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對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產生了重要影響。
四、性別歧視與大學生就業
畢業生就業性別歧視問題作為社會中普遍的現象一直存在，嚴重影響了國家實現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效率。對此很多學者從不同的研究維度和視角，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應松寶和李良的研究結果表明，女性畢業生就業成功率不高、求職時間長、待遇薪酬低，用人單位以各種理由拒用女生或存在崗位歧視亦或是對女大學生就業提出各種不正當的條件。[13]敖山、丁小浩認為在工資待遇方面，男性畢業生比女性畢業生具有明顯的起薪優勢，其差異度最大，說明起薪仍然是性別差異在畢業生就業時最為關注的指標之一，女性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男性獲得就業地戶口的幾率比女性高，高校畢業生在就業單位性質上存在差別但差異性相對減小，此外，男性畢業生比女性畢業生具有更強的流動性。[14]對于男女畢業生就業狀況存在性別差異的原因，周小李指出由于女性大多選擇文學、法學以及經濟學等專業，而社會提供的與這些專業相關的就業機會相對較少，相反，由于男性選擇理工類專業偏多，隨著經濟的發展，適合這些專業的就業機會明顯增加，致使男性就業率高于女性。[15]余秀蘭指出女大學生對傳統社會性別角色的認同，導致她們對就業市場上的性別歧視視而不見、認同與容忍，這種態度再次強化了性別歧視現象。要解決性別歧視問題，女性意識的覺醒首當其沖。[16]從上述文獻可以看出，女大學生就業在大學生就業難這一背景下難上加難，學者們一致認為性別歧視現象嚴重，女大學生在就業率、起薪水平、工作滿意度等方面都明顯低于男大學生；就性別差異造成女大學生就業狀況的原因，學者們的看法不盡相同。
五、制度因素與大學生就業
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拓展了大學生就業問題的思路，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就業問題研究所副所長姚裕群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目前大學生就業制度方面的滯后或者說大學生就業改革的不到位影響最大。賴德勝指出當前我國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現象，發生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與市場機制的建立及其發揮基礎性作用有直接的關系，是我國有關改革逐漸深化的表現，是體制改革還沒有完全到位的結果。[17]李增華、楊申宣對我國大學生就業制度的癥結進行了分析，主要從就業的方針政策、就業管理體制層面、就業服務制度層面以及就業規則四個方面進行了闡述。我國畢業生就業工作的方針是鼓勵和引導畢業生到邊遠地區、艱苦行業去工作，然而大學畢業生個人投資成本較高，對未來的收益有較高的期望，都向往去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收入高的行業工作，這就影響了大學生去西部、到基層就業理念和機制的形成；在管理體制層面，各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門為了滿足本地畢業生的就業，減輕當地社會壓力，制定了一系列相應的“政策屏障”，實行地方保護主義，諸如戶口限制、地方壟斷、本地生源優惠政策等，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區域間人才合理流動；[18]在就業服務制度上，主要表現在就業指導制度落后以及就業服務缺位；在就業規則方面，盡管一系列就業規則制定出來，但并沒有落實到實處，戶籍歧視、就業不公平等現象依然存在。從以上文獻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國就業制度還不完善，就業機制還不健全，這影響到大學生的就業。因此，應當采取措施建立完善的畢業生就業市場化配置機制以解決大學生就業存在的問題。
六、社會排斥與大學生就業
社會排斥起源于法國學者對貧困問題的研究，1974年法國學者RenLenoir最早明確提出和使用這一概念，用以闡述被排斥在就業崗位正式來源和收入保障制度之外的特定社會邊緣群體的狀態。[19]在大學生就業問題愈演愈烈的今天，大學生就業社會排斥問題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吳立保、樂青從不均等就業機會制度化的角度，分析了大學生就業社會排斥的主要表現形式，包括性別排斥、資歷排斥、個體特征排斥、社會資本排斥和政策排斥等。從制度設計的視角，提出了矯正大學生就業社會排斥的制度設計應基于人力資本競爭，消除隱性社會排斥，以就業政策促進公平就業，關注大學生的就業保障等對策。[20]耿永志認為內部市場排斥是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上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內部勞動力市場理論把勞動力市場分為內部市場和外部市場。內部市場的存在盡管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我國更多地表現為對外部市場主體進入的排斥，排斥的原因主要來自轉換成本過高和社會資本不良影響兩個方面。[21]曾群采用新社會政策或社會政策的社會生活分析視角，以失業青年的個人消費、娛樂和時間安排為例，解釋和分析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社會排斥現象。研究發現，貧窮和低收入家庭的失業青年不僅成為“被排斥的消費者”，還成了“有缺陷的消費者”或“新貧窮者”，被排斥于所謂的“常規生活”或“快樂生活”。[22]從上述學者們的研究中不難發現，大學生就業中的社會排斥現象嚴重，這不僅影響到大學生的就業率，更影響到大學生就業的公平。因此，應當制定相關政策、建立健全社會保障機制來反對、消除上述種種排斥。
七、結語
第8篇：國外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
[摘 要]本文從流動人口的職業分布、職業持續的情況和獲得職業的渠道這三方面對流動人口的就業情況進行了探討，并揭示了經濟社會發展被流動人口的流入地和流出地所影響，同時從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增加就業容量，區域間協調，統籌城鄉一體化這幾個方面提出了相關對策。
[關鍵詞]流動人口；就業；城市化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10.093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10-0-01
1 流動人口就業現狀
首先，從職業方面來看，流動人口占比重最大的產業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2005年進行了全面人口普查，調查資料顯示，在流動人口的總人數中，第二產業占了39.58%，第三產業占了44.3%。在對武漢流動人口數量進行調查時，人們發現流動人口從事服務業的比重大，服務業的容納量遠遠高于建筑業和建筑裝修業的容納量，然而，他們都是被一些私營企業所雇傭。還有一些人指明了制造業是流動人口主要集聚的產業，但流動人口增長最快的行業仍然是服務業；流動人口明顯下降的產業主要是建筑業，大多數流動人口從事的行業為體力型生產，這都屬于流動人口分布的特c。這些事實足以說明，一些“臟、苦、累”的活一般都是流動人口在做，而這僅僅是為了補充城市的勞動力。他們的職業經驗大多數都處于社會底層，而對一些素質要求比較高的職業來說，有一些不同。
其次，流動人口在職業持續情況方面，大多數人從事的工作都是穩定性比較差且屬于非正規性崗位。經過研究和分析可以看出，擁有被單位正式聘用的、有較高的文化程度、相對于其他人來說擁有穩定工作崗位的，這些流動人員在流動人口總數中僅僅只占一小部分。在城市就業人口中，有很多人的務工證沒有辦理，也有很多人一直沒有執照，但他們是靠租借營業執照而從事某項營業活動的。這些人不但社會文化程度低，且在職業上的狀態也不穩定。而流動人口的第三類是自己創業，但這些人只占少數。
最后，從流動人口在獲取就業渠道方面來看，大部分流動人口之所以能順利就業，是因為他們的親戚朋友或者其他方面的幫助。有些人認為，受社會網絡關系的影響，一些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都是通過職業中介、勞動力市場、緊密的私人關系和有組織的勞務輸出等這幾種路徑來實現的。放眼全國大部分地區，之所以農村勞動力憑借血緣關系、依靠親戚朋友的幫助進行就業，是因為我國勞動力市場發育并不成熟。這樣一來，勢必會造成流動人口區域群體就業特征加重。
2 解決流動人口就業問題的對策
2.1 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增加就業容量
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增加就業容量，是從根本上解決流動人口就業問題的途徑。最有能力且能使大量人口生存的是城市。近年來，發達國家的特大中心城市和發展中國家的特大中心城市中，人口占有很大比重。以美國這個發達國家為例，在美國的12個最大城市中，生活著全國的1/3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人口占了40%。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一直都在上升，我國城市化水平在1990年是26.41%，而2000年為36.09%，2000年比1990年同比增加9.68個百分點，但同發達國家75%的平均水平和世界44%的平均水平相比，仍然很低。雖然我國目前的收入平均水平屬于中上等國家，但我國的城市化水平依然低于其他一些同等國家，和其他國家相比，發展還比較落后。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吸收流動人口就業的主要產業是工業，同時它還是使人口有規律且持續性流動的關鍵。本文借助國外的經驗了解到，要想完全釋放集中在農村的巨大勞動力，就要加快工業化進程的腳步，因此目前我國工業化程度還需要進一步提高。所以，要想增加更多的就業崗位，就要加快城市化進程的腳步，使城市化和工業化并肩前進，以增加城市人口容量。
2.2 加強區域間協調工作，促進農村勞務有序流動
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和民間中介組織發育并不成熟，所以需要從實際出發，在政府跨區域發展的重要內容中，需要把流動人口的就業問題也歸納進來，行政引導力度也必須加強，這也是解決流動人口就業問題的重中之重。不同地區之間的行政“堡壘”要被打破，要構建合適的就業管理體系和制定正確的信息指引。在有剩余勞動力的地方，提高勞務輸出和加強對其他管理的正確引導，全面普查和登記對輸出地的勞動力的資源情況以及輸出人員的基本情況；對于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的合作要重點穩抓，不僅要利用“引進來”的手段，在勞務輸出地舉辦招聘會，還要利用“走出去”的方式向城市或一些發達地區，把本地的勞務輸出信息傳播出去。同時，在規劃的制定、制度的建立、加大投入力量等時，要考慮到影響流動人口的因素，盡量做到統籌兼顧。
2.3 統籌城鄉一體的勞動力市場，依托市場促進農村勞動力就業
市場是解決流動人口就業問題的根本力量。相關人員必須先要在市場機制的基礎上，加快城鄉人力資源一體化的步伐，保持勞動力市場能夠自由流動，資源配置的效率提高，只有這樣，才能在根本上解決流動人口就業問題。把一些歧視就業準入條件全部取消，同時盡量組織和扶持發展多個勞務機構，并實現城鄉統一的就業登記管理制度。在推進流動人口就業的過程中，采用調節市場的手段，采用價格機制對流動人口的就業進行指引，要對人口管理進行逐步完善，這樣人口區域性的發展才能得以實現。
主要參考文獻
[1]李志，杜寧睿，宋菊芳.對武漢市流動人口就業狀況的調查分析與思考[J].規劃師，2000（3）.
第9篇：國外勞動力市場現狀范文
一、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與“劉易斯拐點”的形成
1954年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威廉?阿瑟?劉易斯，在其《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提出著名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根據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所設計的模型，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的二元就業結構，是與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二元生產結構的變化相一致的。即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工業化進程的推進，工業部門的產值和利潤會相對上升，所需要的勞動力會越來越多；而農業部門的產值和利潤會相對下降，所需要的勞動力會越來越少。根據劉易斯所創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農業部門中存在著過剩的或者近乎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其實際生產率很低，甚至為零。此時，只要工業部門能夠提供稍大于維持農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資，農業部門就會將大量勞動力轉移到工業部門，為工業部門擴張提供無限勞動力供給。而農業勞動力大規模地向工業部門轉移，就會有效地抑制工業部門勞動力價格上漲，促進工業資本的積累。隨著工業資本的積累，又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進一步吸納和有效利用從農業部門轉移過來的近乎無限供給的勞動力。與其相對應的，在農業部門中，由于過剩勞動力的減少，而產量沒有減少甚至還有可能增加，農業勞動的絕對生產率和相對生產率就會提高，農業勞動的效益和報酬也會跟著提高，農業勞動與非農業勞動的比較利益就會趨于平衡，勞動力在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的轉移，就會逐漸減緩下來，直至相對穩定下來。這就是所謂的“劉易斯拐點。”
我們可以把“劉易斯拐點”概括為勞動力供給過剩向勞動力供給短缺的轉折點。即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逐步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逐漸減少，直至枯竭。其理論邏輯是，經濟發展過程是現代工業部門向相對傳統農業部門的擴張過程。這一擴張過程一直持續到把沉淀在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完畢，直至出現一個城鄉一體化勞動力市場為止。 “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前，是人追逐工作，即使不漲工資，勞動力也會源源不斷地供給著；“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后，是工作追逐人，不漲工資就找不到員工。“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之間的關系。“劉易斯拐點”的顯現，是“人口紅利”即將消失的前兆。需要指出的是，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是著眼于剩余農業勞動力向外轉移，即依靠城鄉之間的外部分工，來轉移剩余農業勞動力。目前我國已有2.45億剩余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這種轉移的結果雖然也給農民帶來增加收入的效果，但是，不僅沒有縮小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別，還擴大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別（即從1986年的1.7倍擴大到2010年的3.3倍）。客觀地說，劉易斯在其所創立的城鄉二元結構模型所得出的結論，即隨著剩余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必然會導致城鄉勞動力比較效益的均衡，并沒有被我國的實踐所證明。這就涉及到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與我國城鄉二元結構體制的質的差別。
二、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與我國二元勞動力市場、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業
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在我國的現實生活中，被扭曲為二元經濟結構體制，即把二元經濟結構制度化。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實現經濟趕超過程中，政府主導型的財政政策發揮著重要作用。在發展經濟的起步階段，發展中國家既可以選擇模仿發達國家曾經經歷過的發展模式，又可以選擇走自主創新的道路。如果是選擇前者，就必須實行扭曲要素價格的財政政策。即依靠政府強制性制度安排，人為壓低勞動力價格、土地使用價格、資本使用價格。并以此為代價承接國際資本流動和產業轉移，實現經濟的高速度增長。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國民經濟之所以能夠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長，沒有承接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流入和國際產業的大規模轉移，是不可能做到的。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揭示這么一條定律，就是在其他生產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某一種生產要素投入的持續增加，所帶來的收益是逐漸遞減的。而資本與勞動力是維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兩個最重要、最基本的生產要素。如果經濟發展中僅僅有資本要素的積累，那么，不可避免地就要受報酬遞減規律的制約，經濟發展速度就會趨于下降。相反的，如果經濟發展過程和人口紅利產生過程相吻合，則可以通過勞動力要素的積累，延緩資本報酬遞減階段的到來，從而創造出有利于經濟快速增長的條件。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近乎無限供給和農民工勞動力市場，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之所以能夠獲得超常規發展，還在于實行高積累的財政政策，和近乎無限供給的低成本勞動力價格（城鄉分割的二元勞動力市場）。與扭曲的要素價格體制相聯系的財政制度與政策，導致勞動力市場出現制度性的分割狀態，在城市中表現為市民勞動力市場和農民工勞動力市場分割。市民與農民工的劃分，是客觀上存在的城鄉制度性差別在城市的復制。農民工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的第三元。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是農民工賴以形成和存在的制度基礎。由于城鄉分割的制度性差別，農民工即使與市民何出等質等量的勞動，其報酬和福利差別仍然相當大。這種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界限，主要體現在由于制度性歧視而造成的勞動報酬和福利待遇的差別上。據有些專家測算，目前全國農民工的工資福利待遇與市民的工資福利待遇約相差5倍左右。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農民為工業化、城市化提供資本原始積累，除了尚未完全消失的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還借助于農村勞動力的近乎無限供給，和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格局，把農民工的工資福利強制性保持在很低的水平。這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工業化戰略的延續。我國工業化戰略的一個重要政策，就是通過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強制低價收購農產品，以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形式為加快工業化提供積累。這種政策強化了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從而也強化了工業化的勞動力低成本優勢。這就為我國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創造了條件。
當前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產業在全球范圍內重新配置。在這個基礎上所形成的產業分工表現為垂直專業化分工。垂直專業化分工的特點是，同一個產品從研究、開發、生產到銷售、消費等往往要通過數個國家的生產與經營環節。從產業環節看，高端環節主要集聚在發達國家，而產業的低端環節則主要集中在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背景下，我國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的主要形式是“三來一補”。所謂“三來一補”是指來料加工、來樣定貨、來件組裝和補償貿易。在當時的背景下，如果不從國外（境外）引進原材料、技術設備和銷售渠道，是很難迅速形成新的生產能力。“三來一補”正好把這三大要素送上門來。這些要素與我國廉價勞力、土地結合起來，形成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這種發展模式是建立在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勞動力低成本的基礎上。它既是以勞動力低成本為基礎，又強化了勞動力低成本優勢。要從這種路徑依賴的慣性中擺脫出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況且，當前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只能說是一種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相當一部分資源還直接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中。當地方政府還擔負著經濟建設職能，即還沒有從經濟建設型政府轉變成為公共服務型政府，必然要把效率放在第一位，“重城市輕農村”、“重工業輕農業”便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相對于農村和農業，城市和工業是經濟增長極，能夠高效率拉動經濟增長。在這種背景下，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扭曲狀態、農村居民在收入分配格局中處于不利地位，也是順理成章的。工業化與財政支出的“雙重城市偏向”以及“城市化先于農村”的發展戰略，使得城鄉之間的差別以及農民工與市民的差別一直處于剛性的膠著狀態。我們對我國經濟社會轉型的艱巨性、復雜性，必須有足夠的認識。
三、“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倒逼著”經濟社會發展方式的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之所以能夠依靠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出口導向型經濟，拉動國民經濟長達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長，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于我國正處于人口紅利的時期。所謂人口紅利，指的是一個國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轉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過程中的某段時期，社會總勞動力在總人口中出現較高比例，再加上出生率的下降，形成總人口中“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人口年齡結構的這種變化，將帶來勞動力比重提高、儲蓄率提高的效果，從而引起的經濟高速增長，就稱為“人口紅利。”簡而言之，“人口紅利”是指人口年齡結構中，勞動年齡人口占較大比重，相反的，撫養人口比重較低（1982年至2000年我國總撫養比例下降20%）。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種人口結構更有利于經濟的快速增長。
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寬松的人口生育政策加上期間的無政府狀態，造成我國人口出生的高峰期。這個期間出生的幼兒到80、90年代，就進入勞動年齡階段，大量勞動力進入就業期；同時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嚴格節制生育政策導致出生率的迅速下降，使得這部分勞動力需要供養的子女明顯減少。而勞動力的充足供給輔以低撫養率就會帶來高儲蓄率，并為我國經濟的高速度增長提供最重要資本條件和勞力條件。勞動力的充足供給（供大于求），輔以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壓低農民工勞動力價格，使企業能夠在低成本的基礎上獲取較高利潤，刺激著企業迅速擴大生產經營規模，拉動經濟的高速度增長。由于人口紅利帶來的低勞動力成本和高儲蓄率，使得高儲率帶動高投資率進而帶動高增長率的經濟增長過程得以維持較長時間。雖然目前我國還處在人口紅利時期，但離開“劉易斯拐點”已經不遠了。2007年我國新增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出現負值。即新增的勞動年齡人口由2006年的1491萬人，猛降到2007年的894萬人，并以此為轉折點，呈逐漸下降趨勢。據研究人口問題的專家預測，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減少的時間，大約出現在“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初期。這就不難理解，2003年開始出現的“民工荒”，暗示著我國已經從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時代，轉變為“結構性選擇”的時代。2010年，我國新增的農民工人數僅在200萬人左右，這就必然強化未來企業普工短缺的趨勢。勞動力供給短缺必然帶來勞動力價格和勞動力成本的提高。2010年，我國農民工工資比2000年上升一倍以上。農民工工資的較大幅度提高，首當其沖的是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因為在勞動密集型行業就業的主要是農民工，其平均工資水平的不斷上漲，對其勞動力成本的提高必然產生推動作用。況且，在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總成本中，勞動成本所占的比重很大，對勞動力價格變化的反映特別敏感。農民工工資的較快增長必然成為“倒逼”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推手。即隨著普通工人工資的持續上漲，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競爭優勢逐漸削弱，產業升級便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當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著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必然會對勞動者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這就必須加大對包括農民工在內的產業工人的培訓力度，以適應勞動力市場的需求。但是，要實現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對社會所帶來的沖擊（特別是就業的沖擊）也是相當大的。地方政府必然采取各種措施延緩這種轉型的過程。我國當前出現一種特殊的現象，即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與產業結構相脫節。這種脫節現象表現在勞動力受教育的程度，明顯超越于產業轉型升級的速度。從1999年開始，我國高等學校大規模擴大招生。1999年高等學校招生人數擴大到160萬人，此后每年以平均兩位數的速度遞增著，2008年招生規模達到599萬人。從2010年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受教育水平結構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供給1000多萬人，全日制大學畢業生供給630多萬人。高中以上文化教育程度（包括大學畢業生）勞動力已成為我國勞動力市場供給的主體。但占絕大比重的低附加值企業對初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勞動力需求仍然居高不下。這就反映了勞動力人力資本投資增長速度超前于企業的需求速度，出現鮮明的反差。這就不難理解，2003年以來，一方面是農民工的供給越來越短缺；另一方面是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問題越來越尖銳。當然，大學畢業生就業難與大學專業設計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相脫節，也有一定的關系。
